昭君情结与中国幽怨型接受诗学
昭君情结与中国幽怨型接受诗学
作者：侯 敏
摘要：王昭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风华绝代的奇女子, 她以外表的绮丽和内在的超越而著称, 其出塞和亲是一段流传千古的绝唱。 凄婉让人牵情, 豪迈使人动魄。 历代诗人歌咏昭君, 孕育出别具一格的幽美诗学体系。昭君情结在单纯与复杂的漩涡深处缓缓流淌, 确证了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的运衍。
昭君出塞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而美丽的景观。据统计 ,历代专门歌咏昭君的诗词有多篇，记载昭君事迹所涉及的书 (笔记 、小说、变文、戏剧 、鼓词等 )多部 , 可以说构成了中国文学中的 “昭君情结 ”。那么， 为什么昭君会引起人们莫大的同情和歌颂呢？
一 、风韵：流传千古的绝唱
从历代吟咏昭君的诗歌来看, 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以下三类主题:
主题之一：哀其不遇，怜其远别。吟咏昭君题材的 多首诗词 , 大多出于 “哀其不幸 , 悲其之嫁 ”的怜惜之情,这给昭君涂上了一层哀怨的情愫。最早的四言诗 《昭君怨 》是文人托王嫱之名而作的, 诗中吟道 :“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巍峨，河水湍湍，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唤哉，忧心恻伤 。”诗歌刻画了昭君依依惜别、柔肠寸断、悲愤难抑的情态 。
东晋的石崇 《王昭君辞》最早详细抒写了昭君出塞时的忧怨场景 。 “我本汉家子 ,将适单于庭 ,辞诀未及终,前驱已抗旌 ,仆御涕流离, 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诗人以昭君的口吻叙事言情 , “诗成吟咏转凄凉 ”, 从而开启描述昭君出塞凄怨情结的先例 ,构成了咏昭君诗的基调 。北周的诗人庾信鉴于昭君的遭遇,感同身受, 歌咏道:“别曲真多恨, 哀弦须更长 ”。诗人具有丰富而灵敏的忧怨心绪 , 观照对象时产生了外射或移注的独特审美现象 。当主体以 “悲 ” 的心境体验对象时就更能领略“我心伤悲 ”的底蕴。
主题之二 ：讥刺朝政、抒其情怀。历代咏昭君诗大多怀有诗人的怜惜心理, 但也有一些诗人从昭君的遭遇出发,抨击朝廷昏聩无能 。宋元时期一些诗人反对和亲 ,认为此举有辱汉廷的威严。吕本中 《明妃 》、李纲《明妃曲 》、陆游《明妃曲 》皆异口同声地认为和亲政策是错误的 , 是民族屈辱, 并把讥刺的锋芒直接刺向当朝的公卿 、大臣中的投降派, 甚至谴责以皇帝为首的“议和政策 ”。 “环佩魂归青冢月, 琵琶声断黑河秋 ,汉家多少征西将 , 泉下相逢也含羞 。”(王元朗 《明妃 》)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则借用昭君故事, 抒写爱国主义情怀。 “五兵不治隳军容，却将艳色下深宫。君王计在弭强胡，非干错画丹青图。胡儿得意跨马去，烽火依然暗边树。单于无端强调笑 , 汉家天子恩未报 。”(戚继光 《明妃曲 》)这首诗表现出一种怨愤的情致与深婉的情态 。
主题之三：颂其美貌、歌其胆识。在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西施 、貂婵、王昭君、杨贵妃 )中, 王昭君不仅以外表绮丽著称 ,而且更以内在的超越见长。清代刘申叟《王昭君 》曰:“敛眉出明光，琵琶道路长 。初闻胡骑语，未解汉宫妆 。薄命随尘土，元功属庙堂，蛾眉如有用，惭愧羽林郎 。”诗人以一种新的认知方式去体认昭君的出塞之举，从美丽的痛苦，嬗递到历史的咏叹，赞扬其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对熟知的典故作出新的阐释。到了近代 ，人们对昭君出塞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近人翦伯赞《题昭君墓》曰:“莫道娥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和亲本是汉家策，出塞如何怨画师。”诗歌贯穿着对个体人格美与民族亲和力的歌颂。诗人以高风遗韵化解别离悲愤，以旷达之思代替怨而不怒，审美理想出现变化，新的审美理想被孕育起来。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此来衡量历代咏昭君诗词，我们就会发现，郁积的审美心理渗入具体的创作实践，使得古代诗人在观照客体时表现出触景生悲、咏物心悲、抒怀伤悲。唐以前，咏昭君诗词中的兴、观的色彩较为浓厚，唐以后, 群、怨成分居多。它们构成民族审美素质的重要内容。这种审美情趣不是静态化的，而是包含着主体心灵的律动和波荡。诗人体验出并表现了具有律动性的情感，进入艺术的审美阶段，把情感的丰富内涵成分审美化。唐代白居易说，诗乃是“事物牵于外, 情理动于内, 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 (《与元九书》)。历代诗人从物境、情境、意境三方面歌咏王昭君出塞和亲。物境：朔漠雪雁，弹琵悲歌。情境：天涯孤旅， 愁怀郁结。意境：感时伤事，苍凉悲慨。诗的落脚点围绕着个体的命运际遇而展开，然后表现悲剧性的历史画面和历史情绪。体现孔子所说的“诗可以怨”的美学原则。
二、幽怨之美：咏史抒情的赓续
昭君出塞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情感意向、精神构架和价值选择。历代咏昭君诗是中国古典幽怨美学的美丽果实。幽怨之美是咏昭君诗的最大特色, 这个特色的产生是与中国忧怨文学创作与美学思想的发展相吻合的。
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程来看, 中国文学在滥觞期就产生了幽怨意识。《诗经》曰“出自北门, 忧心殷殷,终宴且窭, 莫知我艰, 已焉哉 无实为之, 谓之何哉”此种哀怨之词, 透露出感伤的气息, 而感伤之来则因“人不我知”且“终窭且贫” 。《诗经》编定三百年后,出现了我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 其《离骚》抒发了士人的忧愁幽思。屈原把忧愁幽思升华为奇诡的想象,把九曲回肠转化为乘龙御风上下幻游的历程。《离骚》仅用于写悲痛的词语就有悲、伤、哀、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太息、掩涕、郁悒等等。屈原曰:“心郁郁之忧思兮, 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兮, 曼遭夜之方长。悲秋风之动容兮, 何回报之浮浮。数惟荪之多怒兮, 伤余心之忧忧。”这些忧思忧时的愁苦诉说, 融合着诗人对时代、社会、人生的凄凉之感。
在个体意识觉醒, 而前途渺茫的魏晋时期, 士人的感伤就不像屈原那样肫挚, 它已不是贫士求索的无怨无悔的凄怨, 而是对个体人生的忧惧与哀怨。无论这些人表面上如何通脱潇洒, 骨子里总有不平之气,都有挥之不去的哀伤。阮籍《咏怀》诗充满深哀巨痛:“夜中不能寐, 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 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阮籍之后, 由南入北的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拟行路难》更是充满故园兴亡之哀和人生流离之痛,为南北朝叙写感伤之最杰出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 对“家国”之“根”的系念和惘然感伤的情绪表现在以妇女为题的乐府诗中。如《远别离》、《长相思》、《白头吟》、《长干行》、《妾薄命》、《去妇怨》、《有所思》, 其初始之作都是以第一人称写的,后人纷纷仿效, 便出现了许多代言之作。李白、崔颢的《长干行》、《相逢行》, 崔国辅、白居易、孟郊、司马札的《怨诗》等等, 采用第三人称抒情表意。这些数量众多的宫怨、闺怨诗汇合到一起, 就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怨性文学创作的脉流。
历代咏昭君诗当然与宫怨诗和闺怨诗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委婉细腻, 柔美纤艳,蕴含悲情, 构成一曲曲“长恨歌”。但历代咏昭君诗更明显的个性特征是:在婉丽动人的背后, 蕴含着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志。例如, 薛道衡的《明君词》:“心随故乡断, 愁逐塞云生, 汉宫如有忆, 为视旄头星”。明代诗人吴金《明妃怨》吟咏道:“明妃出塞塞云生, 独抱琵琶泪满襟。但使幕南空虏幛, 胡沙埋骨亦见心。”这类诗蕴含有幽情、凄情、激情, 具有感动、感伤、感悟。可见, 在伤感、凄凉、缠绵、悱恻的愁容之中, 夹有襟怀豪迈、开朗洒脱的余绪。因而咏昭君诗既有忧心如捣的悲情, 又有激昂天地的心志。
钟嵘在《诗品》中概述了一种“诗自怨生”的美学思想。铲嵘对“楚臣去境”、“汉妾辞宫”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解佩出朝, 一去忘返”等悲凉往事, 沉迷不已, 认为最符合诗歌的审美要求, 可以“摇荡性情”, “感荡心灵”。历代咏昭君诗既缠绵绸缪, 又深美闳约。它说明中国古代文学从审美意识起源起,对于美的本质的认识与理解就与人、人的生命、人的喜怒哀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 它发展和形成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与文艺创造的诸多特点, 发展出了“诗自怨生”等影响深远的美学观念。诗人沉郁的情绪形成“结”, 形成“链” , 就需要排遣, 发泄。正如钱钟书说:“不为情感所奴, 由其摆播, 而作主以御使之, 不平之善鸣, 当哭之长歌, 即‘为衰’ 、‘为膺’ , 化一把辛酸泪为满纸荒唐言, 使无绪之缠结, 为不紊之编结, 因写忧而造艺是矣。”[ 1]
三 、昭君魅力：文学接受的确证
昭君情结是超越年代的 , 它穿透历史的不同语境 ,产生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出塞的昭君仿佛是一丛惊采绝艳的玫瑰 ,散发出芳菲绮丽的生命 。
浓烈的美感效应来源于丰富的历史容量与深层意蕴。在文学史研究中 , 只有运用历史接受方法 , 才能真正理解作品及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指出 :“文学的历史是一种美学接受和生产的过程, 这个过程必须通过接受的读者 、反思的批评家和再创作的作家将过去的作品加以实现才能进行 。”[2]对作品的历史本质加以考察 , 姚斯强调从作品历史中去看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 ,从文学作品的起源、社会功能和历史影响这种历史视野去看文艺作品。文学的历史性并不随着审美形式系统的连续性而终结 。文学的演化犹如语言的演化一样 ,不仅仅内在地决定于它自身独具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关系, 而且也决定于它在整个历史过程的关系。
从文学生产方面来说，历代诗人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吟咏昭君，目的是抽绎奇情，蕴藉深心 。传统社会的士人最重要的使命是弘道。但是弘道之路，山高水长，困难重重，有君王的昏聩，奸佞的无道 , 官场的黑暗 。缘此，就有深厚的幽怨意识 , 发而为忧怨之音。忧怨的个体化的情绪常常表现为感伤，感伤情绪的外化就是怨性诗文 。在历代歌咏昭君的诗词中，游宦之怀，羁旅之愁，怀古之叹，忧国之愤，都得到了栩栩如生的体现。诗人往往是忧时念国 , 感叹怀才不遇，沉思于古，针砭时弊，抒写胸中抑怨之气 。因此 ,在一首首柔婉的咏吟昭君的诗词中, 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精神的自怜 、自愤 、自叹和自白，发现诗人对昭君出塞进行了深透回远的诗意咏叹 。咏古托寄之作 , 核心在于生命的共感。缘有生命的共感，方能借言古人古事而抒一己之情，叙一己之意 。没有生命共感，就不可能出现那些“同病相怜”的咏叹诗。昭君情结流布于中国古代诗词之中，昭示了传统社会中的士人的命运与昭君境遇相似的共相。
历代歌咏昭君诗词充满悲人忧己的人生反思，这种咏古诗是以角色的转换为特征的。历代歌咏昭君的，绝大多数是男性诗人，而男性诗人代女性角色作诗，是中国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当代学者蒋寅论述道 :“中国古代的角色诗，不仅数量之众引人注目，其角色的性别转换也很奇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发现角色诗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存在性别转换的现象，而且都是男转女，也就是说男 性作者之作女性角色。”[3] 确实如此 , 这种角色诗充分地体现在历代咏昭君的诗词之中, 而且在古代文人那里具有深层心理。男子作闺音, 大多是借女性主题抒发自我本质不能实现的怅恨之忱。日本学者指出: “就文人文学来说, ‘闺怨 ’诗的本来模式是男性以女性为主人公或借女性的心进行歌咏 ,而且可以说咏男女之情的诗几乎全部如此。这是中国这类诗的重大特色 。”可以说 ,角色诗是一种同情式认同, 借情式抒发 。心存忧国之思、报国之情的诗人 ,常常钟情于此 。
然而, 同情式的角色诗，只有运思之精，体悟之深，方能自出机杼，立异标新。在学术界人们常提到王安石在关于昭君诗中替画家毛延寿翻案。诗曰: “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枉杀毛延寿。”其实, 认定毛延寿并非罪魁祸首，寻找昭君悲剧的真实原因，这种谋篇运思早就存在于唐代诗歌之中了 。例如，白居易《昭君怨 》：“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只得当年备宫掖，何曾专夜奉帏屏 。见疏从道迷图画，知屈那教配虏庭。自是君恩薄如纸，不须一向恨丹青 。” 该诗把导致昭君幽怨的原因归结于君王的昏聩 。哀愁及其与之相关的批判主义精神成为该诗的主题。
再看,唐代的张蟥在《青冢 》中也见到人所未见之处 。诗曰:“倾国可能胜效国 ,无劳冥漠更思回。太真虽是承恩死 ,只作飞尘向马嵬 。”王昭君幽怨 , 历来获得人们同情 , 不少诗人惋惜她没有获得汉元帝的宠幸 ,而张蠙这首诗却将王昭君与杨贵妃作比 , 赞誉昭君 “和番 ”有功, 哀杨贵妃虽受玄宗宠幸, 但其死轻如鸿毛。这首诗见地深刻，不落俗套。
从接受方面来说，接受者与作品主人公存在着相互联系。姚斯把接受者与作品主人公在审美经验中的认同划分为五种类型 , 即联系型、敬慕型、同情型、净化型和反讽型。审美接受是一个情感体验和介入的过程，其核心体现为主人公的认同。由此看来，昭君之所以让人寄情萦怀，是因为她触摸着人们情感世界里细微的敏感之处。故历代咏昭君诗无不深挚动人。命运的同情是深情的，人生的感悟是睿智的，连那些哀愁和遗憾也是美丽的。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苏州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 管锥编(第 册)[M] 北京:中华书局, 617
[2] 王岳川 世纪西方哲性诗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27.
[3] 蒋 寅 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M] 北京:中华书局, 172
[4] 村上哲见 唐五代北宋词研究[M] 杨铁婴, 译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