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文性”看清代昭君诗的新变
作者:陈 颍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文学博士
摘要:“昭君出塞”的故事被历代诗人吟咏不绝,清代昭君诗数量多达400余首。从互文性的角度看,清代昭君诗与前代作品之间是一种“反模仿”,出现了由反对和亲转变为赞同和亲、从“昭君怨”到“昭君颂”、由男性代言为主体到女性话语的崛起的新变。
汉元帝时期王昭君出塞和亲是真实的史事,这一事件后来派衍出各种传说,流传甚广,成为历代诗人吟咏不绝的主题。据现存文献统计,从晋至清,吟咏昭君的诗歌有770余首,其中“清人题咏王昭君故事多达400余首”。数量众多的昭君诗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现有的研究多侧重于总体观照和唐宋昭君诗研究,对清代昭君诗或一笔带过,或片面考察,未能揭示其嬗变特点。为此,笔者拟就清代昭君诗与前代作品之间的互文性关系作初步探讨,从互文性角度论析清代昭君诗的新变。
(一)清前咏昭君诗的主题倾向
昭君和亲的事迹最早见于《汉书》。“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这一记载较为简略。蔡邕《琴操》所载的昭君故事情节独特,另有题为昭君所作的怨诗。晋石崇《王明君辞并序》,将公主琵琶转移为昭君琵琶。“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传为葛洪所撰《西京杂记》,踵事增华,增加了昭君不肯贿赂画工致远嫁匈奴、元帝杀毛延寿等流传后世的昭君故事中的核心情节。“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范晔《后汉书》记载昭君入宫不得见御,积悲怨而自愿和亲,将昭君形象具体化、生动化。正史野传中记载的昭君故事虽详略不一,却为昭君题材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让昭君不仅名垂青史,而且流芳文苑。后人歌咏昭君故事,大多就以上史料、传说进行生发、创作。
吟咏昭君和番的诗歌,历代不绝,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倾向和情感意蕴。据《乐府古题要解》载:“汉人怜昭君远嫁,为作歌诗。”今存最早的咏昭君诗是晋石崇的《王明君辞》:“我本汉家子,将适单于庭……哀郁伤五内,泣泪沾朱缨……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全诗弥漫着远嫁匈奴的悲怨,其所确立的“昭君怨”的基调影响深远。发展至南北朝时期,吟咏昭君的诗作或直接以《昭君怨》、《明君怨》为题,或在诗中表达悲怨之情,已初步形成昭君怨的主题。先唐吟咏昭君出塞的诗歌约有22首,主要立足于昭君自身的不幸遭遇,“倾向于渲染昭君远嫁离宫辞汉的悲伤”。
殆至唐代,昭君主题进一步发展。唐人共创作昭君诗约73首,除了继承前代昭君诗的悲怨基调外,还在诗中寄托人生感遇,开拓新的主题。先唐昭君诗仅实咏史事,唐代诗人则将咏史与抒怀结合,在咏昭君诗中寄托怀抱。“明妃一朝西入胡,胡中美女多羞死……丹青能令丑者妍,无盐翻在深宫里。自古妒蛾眉,胡沙埋皓齿。”李白《于阗采花》咏昭君亦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指斥统治者践踏人才。胡震亨云:“太白则借明妃陷虏,伤君子不逢明时,为馋妒所蔽,贤不肖易置无可辨。盖亦以自寓意焉。”杜甫 《咏怀古迹》 其三在抒写昭君怨情时,寄寓了身世之慨。《唐宋诗醇》评曰:“咏明妃者,此为第一。”王嗣奭《杜臆》云:“昭君有国色,而入宫见妒;公亦国士,而入朝见嫉,正相似也,悲昭君以自悲也。”唐代昭君诗中开始论和亲之是非,身处盛世的诗人们具有大汉民族的优越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和亲政策普遍持批评态度。
面对唐诗高峰,宋代诗人创作常追求“意新语工”,致力于主题的异化与深化。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昭君诗的主题变化上。宋代昭君诗“大胆重塑昭君形象,在诗中寄寓的是诗人们强烈的主观情感和大胆向传统挑战的思辨精神。”宋代边患不断的社会现实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也使人们联想起给汉朝带来边境安宁的昭君。《全宋诗》中咏昭君之诗多达147首,宋代诗人在继承原有主题的同时大肆翻案出新,融入对历史、政治的思考和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王介甫《明妃曲》二篇,诗犹可观,然意在翻案……其后篇益甚,故遭人弹射不已。”“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王安石《明妃曲》为一直被谴责的毛延寿翻案,又为远嫁翻案,提出“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的观点,新意迭出,在咏昭君时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表明对君臣关系的态度,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曾巩等人皆有唱和之作。宋代民族矛盾激烈,华夷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君臣将与异族和亲当作是有失体面的事情,昭君诗中普遍指向“不和亲”。
元代诗人歌咏昭君的诗歌有近40首,其中对“昭君怨”的基调有所继承,亦借写昭君而抒发作者的哀怨牢骚,对“汉家短拙”的和戎政策和统治者的昏庸无能作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与汉晋唐宋以来的文人不同的是,元代诗人处在异族残酷统治之下,因而多借歌咏昭君而讽刺当朝。“借古讽今,借昭君胸怀,浇自己块垒,这一点正是元代歌咏昭君诗歌的独到、创新之处”。
明清时期,咏昭君诗的主题进一步嬗变,悲远嫁、伤不遇主题逐渐弱化,颂昭君功业主题突显,“明清诗人摒弃了前代昭君诗中悲悲戚戚的消极情绪,而是对昭君为汉、匈和平做出的努力大加褒扬”。这些变化在清代昭君诗中更为突出,下文将对清代昭君诗与前代作品进行互文性分析,以揭示清代咏昭君诗的新变。
(二)清代咏昭君诗与前代作品的隐性互文
互文性理论“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表现形式”,强调文本意义的生成在于与其他文本发生某种关联﹙如引用、模仿、化用、用典等﹚。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先在的文本而存在,清代昭君诗也吸收、转化了前代作品,又体现出对前人作品的有意识规避。由于模仿而形成的互文是显而易见的,本文不再展开,着重探讨清代昭君诗中的反模仿而形成的互文,从互文性角度考察清代昭君诗的新变。
1.反模仿作为一种互文的理由
钱钟书先生指出:“模仿有正反两种。效西施之颦,学邯郸之行,此正仿也。若东则北,若水则火,此反仿也。犹《酉阳杂俎》载浑子‘违父语’,此反仿也。”列许登堡也说“模仿有正有负,‘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从这种意义上说,反模仿也是一种互文。模仿之作可从文中发掘出文下之文,反模仿之作可从文本背后发掘出文下之文。反模仿同样是文本间的一种关系,主要有“犯中求避”和“翻案”两种方式。
2.清代昭君诗对传统主题的继承与开拓
清代诗人吟咏昭君故事,或议和亲之是非、或论红颜之祸福、或评远嫁之哀乐、或说昭君之功勋、或叹汉宫之秋恨、或赞青冢之流芳。其中多处运用“犯中求避法”和“翻案法”,在承续前代传统的基础上又出现主题、情感上的新变。
2.1犯中求避法
“犯中求避法”是古代小说创作中的一种手法,指在重复中出新意,于重复中求变化。所谓“犯”,指重复。所谓“避”即回避,为了避免雷同而求异。清代批评家毛宗岗曾说:“作文者以善避为能,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无所见其避也。唯犯之而后避之,乃见其能避之。”作诗亦是如此,诗歌中既模仿经典又自出新意的方法亦可称作“犯中求避法”。这种亦“犯”亦“避”的方法是一种不完全规避,使文本之间形成一种显隐交织的互文关系。
杜甫的咏昭君诗《咏怀古迹﹙其三﹚》被后世推为经典,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云:“咏昭君诗此为绝唱,余皆平平。”王锦《过青冢用杜工部荆门怀古韵》是对杜甫昭君诗“犯中求避”的典型之作。且看这两首诗: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过青冢用杜工部荆门怀古韵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朔漠紫台连雁门,明妃遗迹傍荒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黑河滚滚风声疾,青冢漫漫日色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 春草有情犹识路,平沙无处可招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和亲果使边风静,麟阁何人许并论。
对比二诗,我们就会发现“犯”表现在音韵追随、主题接受、语言借鉴等方面。为了在音韵方面模仿杜诗,王诗在诗题中即点明用杜诗韵,同样采用“门、村、昏、魂、论”为韵脚,而且字的次序也相同。同韵同字同次序,使人读来便联想到杜甫咏昭君诗。虽然杜诗是过昭君村咏昭君,王诗是过青冢咏昭君,但都是过古迹咏昭君的怀古主题,体现出对杜诗主题的接受。语言的借鉴就更明显了,朔漠、紫台、明妃、青冢等词语直接从杜诗中借用而来;“紫台连雁门”的句法摹仿了杜诗中的“紫台连朔漠”、“连”字的使用亦是效仿杜诗;“朔漠紫台”化用了杜诗“紫台连朔漠”、“青冢漫漫日色昏”,化用杜诗“青冢向黄昏”。“一篇文本不是单独存在,它总是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能感到文本隐含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总能从中发掘出一篇文下之文。”即使不看王诗的题目,通过互文性分析也能看出其受到杜甫咏昭君诗的影响。
追随他人的足迹是可行的,但若通篇模拟、毫无新意,则如东施效颦,大可不必重作。回避和标新立异更为重要。王诗中的“避”表现在首联中由描写昭君村变为写青冢傍荒村、颈联自出新意、尾联由怜昭君怨转变为赞其功绩。杜诗由明妃生长的昭君村写起,用三峡山势的雄奇衬托生长明妃的昭君村的山灵水秀;王诗从北方边地着笔,以朔漠的空旷烘托青冢旁的荒村的萧索荒凉。杜诗中的“环佩空归月夜魂”意境凄清优美,昭君生前孤独悲苦,即便死后芳魂在风清月明之夜寂寞归来,也只是“空归”而已,突出了昭君的遗恨之深和对故国的思念。“平沙无处可招魂”构思新颖,有意规避“环佩空归月夜魂”,写欲呼唤昭君的灵魂回到故国,然而青冢四野平沙,茫茫无际,无处可招她的魂灵,渲染了昭君死后的孤独凄凉。“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昭君远嫁匈奴后一直未能还乡,最终客死胡地,“作胡语”的琵琶声仍传出怨恨之声。杜诗篇尾仍强调“昭君怨”,表现昭君的怨恨之情。“和亲果使边风静,麟阁何人许并论。”王诗指出,和亲果然使边塞停止战争,麒麟阁上的功臣无人可以和昭君相提并论。诗中对和亲持赞成态度,高度赞扬了昭君为安定边地所作出的伟大功绩。“避”的写法使王诗别开生面,新意迭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锦《过青冢用杜工部荆门怀古韵》运用“犯中求避”法,既稍得杜诗之神韵又注重变化和创新,把哀怜昭君不幸命运的“昭君怨”传统主题转化为歌颂其功绩的“昭君赞”主题。
诸如此类犯中求避的诗作还有很多。胡夏客《王明君辞》(四首)以时间顺序歌颂昭君出塞和亲。第一首写昭君被汉元帝按图选与匈奴和亲,;第二首写匈奴人民盛装迎接昭君的到来;第三首写匈奴女子学习昭君的汉宫妆扮;第四首写昭君为汉匈友好做出贡献。前两首模拟传统主题写昭君远嫁,后两首规避前代作品中写昭君在匈奴无限哀怨和悲伤的诗句,转而歌颂她为汉匈友好做出的贡献。原本悲远嫁的怨诗在诗人的笔下转变为一首歌颂和亲的颂诗。又如顾景星《明妃词》称:“红颜天上落,呼韩笑解兵。虽为胡地妾,不负汉宫人。”其诗序云:“予幼有王明妃乐府,壮其有忠义之情,读李白‘昭君拂玉鞍’,白居易‘汉使却回凭寄语’二词,又未尝不■伤也。体事缘情,复有斯作。”诗序中交代读李白、白居易昭君诗后,复作此诗。“红颜”一词从李白句“上马啼红颜”而来,回避李白诗中“啼红颜”的悲怨,此诗称扬红颜和亲使匈奴停止战争;“虽为胡地妾,不负汉宫人”,化用李白句“今日汉宫人,明朝胡地妾”,亦含有白居易诗“汉使却回凭寄语”之意。 不同于李诗中感伤昭君离汉入胡和白诗中期待黄金赎蛾眉,顾诗赞颂做了匈奴阏氏的昭君没有辜负汉朝交给她的和亲通好使命。
清代女性创作空前繁荣,女诗人也写了众多的昭君诗,“犯中求避法”在她们的诗作中也有所体现。“按图索去太相轻,岂有芳姿绘得成?枉向宫门诛画史,琵琶出塞已无声。”女诗人万梦丹《昭君》“岂有芳姿绘得成”句,点化自王安石《明妃曲》“意态由来画不成”,“枉向宫门诛画史”化用王安石句“当时枉杀毛延寿”。回避王诗中“好在毡城莫相忆”、“人生失意无南北”,万诗中“琵琶出塞已无声”为貌美见弃、不幸远嫁出塞的昭君而叹惋。女诗人的“犯中求避”之作虽没能拓展新主题,却道出了女性对“昭君出塞”的一些看法,体现了清代女性对昭君悲剧命运的思考。李国梅《明妃怨》:“汉庭远嫁事堪悲,一曲琵琶双泪垂。异日空留青冢恨,从来薄命是蛾眉。”前三句都是重复前人咏昭君的悲恨旧调,尾句刻意规避传统怜昭君薄命的诗句,指出在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封建社会里,红颜薄命是女性的共同命运,昭君远嫁的不幸,仅是广大妇女悲苦命运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许还珠《咏王昭君》:“关山明月马如飞,独抱琵琶诉恨时。从此和亲成故事,安边勋绩属蛾眉。”郭润玉《明妃》:“漫道黄金误此身,朔风吹散马头尘。琵琶一曲干戈靖,论到边功是美人。”这些女作家咏昭君诗皆是在“犯中求避”中赞扬昭君和番靖边的伟大功绩,为富含幽怨的昭君出塞母题贯注了全新的意义。
2.2翻案法
“翻案”原是法律语词,指推翻已定的案件。禅宗“翻案法”指正话反说、旧话翻新。诗学中的“翻案法”,指与历史定论、公众观念或前人诗意反其道而行之。翻案诗实质上是回避熟悉的已有文本,追求陌生化,是一种不完全的规避,文本之间形成若隐若现的互文关系。翻案诗法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如《邶风·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历代诗作中都有“翻案”的现象,但直到宋代,诗歌理论中才论及这一特殊诗法。以“翻案法”论诗,最早见于杨万里《诚斋诗话》:“老杜有诗云:‘忽忆往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东坡则云:‘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此皆翻案法也。”诗歌翻案是一种文学创新,可对熟悉的前人诗歌进行新颖化改造。宋人具有强烈的创新求变精神,常在诗中反传统观点,“翻案法”在宋诗中较流行。周裕锴将翻案诗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可称为‘反用故事法’……另一种可称为‘反用诗句法’”。张静将其进一步归纳为五类:一为对公众观念之翻案;二是对历史定论之翻案;三为用典类翻案;第四种为反用诗句法;第五种是反用成诗法。历代咏昭君诗甚多,后人不易创新。南宋黄文雷曾感叹:“自石季伦始赋《昭君曲》,以后作者浸多,不容措手。”(《昭君行》诗序)运用翻案法是在传统题材中发掘新主题、表达新见解的理想途径。清代诗人在宋人已为毛延寿翻案的基础上,继续为和亲、远嫁和画师翻案,作出了更为新异、多样的评价。
2.2.1.为和亲翻案
唐至明代的昭君诗都有许多反对和亲之作,“唐代诗人对于和亲政策普遍持反对态度”,宋人咏昭君诗中“用大量笔墨来痛斥汉代的和亲政策”。清朝推行满蒙联姻政策,诗人多对前代否定和亲之作“翻案”,歌颂和亲政策。唐戎昱《和蕃》对和蕃大加抨击:“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唐苏郁《咏和亲》亦极力反对和亲:“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清郭漱玉《明妃》持相反观点,认为“汉家议就和戎策,差胜防边十万兵”,称扬和亲使边境安定和平。“卫霍年年侈战功,何如决策早和戎?”鲍桂星《明妃》赞同和亲,认为发动战争不如和亲。“宁辞玉质配夷虏,但恨拙谋羞汉家”,南宋抗金名臣李纲《明妃曲》认为和亲是拙谋,是汉朝的耻辱;“汉氏御戎无长策,错教红粉怨丹青”,元王思廉的《琵琶出塞图》批评汉室无长策抵御匈奴而和亲,造成昭君一生的悲怨。清刘献廷〈王昭君二首〉其一:“敢惜妾身归异国,汉家长策在和亲”、清吴光《明妃曲》“安边长策是和亲,白草黄沙满地春”,反其意称许和亲为长策,都是对李诗和王诗的翻案。女诗人咏昭君和亲的诗作也使用了翻案法,陈葆贞《王昭君》:“紫塞长门一样悲,何须终老向宫帷。不如绝塞和亲去,还得君王斩画师。”异域和亲和老死深宫同样是可悲的,倒不如主动选择和亲的命运,还能让君王杀掉卑劣的毛延寿。这是针对认为出宫和亲很可悲的公众观念的翻案。
2.2.2为远嫁翻案
昭君远嫁匈奴埋骨异域是不幸的,但在清人看来,“远嫁”是化不幸为大幸。“画师若把黄金嘱,老守长门到白头”(方婉仪《次韵题明妃图》),远离汉宫是幸运的,可摆脱孤寂的命运。“汉使北来闻近事,昭阳赐死为当熊。几年残泪今朝尽,喜不当时赂画工”﹙贺裳《明妃辞》﹚、“红颜得向胡尘老,免似杨妃辱马嵬”﹙史谷贻《王昭君》﹚,离宫远嫁可免遭不幸的结局,是可喜的。“黄金若买毛延寿,不过寻常抱袴人”(周廷熺《昭君咏》其二)、“驱车紫塞休嗟叹,作得阏氏冠九嫔”﹙周廷熺《昭君咏》其三﹚,远嫁单于可以从普通宫女华丽转身为九嫔之上的阏氏。更为重要的是,为国远嫁可以赢得不朽美名。“汉宫皆黄土,异域名不灭”(董文涣《昭君墓》)、“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张纟習英《昭君》),反李白“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句之意,认为远嫁可以让昭君名垂青史。“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彦德《咏王昭君》认为远嫁非但不可悲,反倒是令人羡慕的。这是针对石崇“传语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句的翻案。这些诗作从不同角度为“远嫁”翻案,认为昭君出塞是可喜可颂之事。
2.2.3为昭君命运翻案
“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石崇《王明君辞并序》)、“片片红颜落,双双泪眼生”(庾信《昭君辞应诏》),前人诗中的昭君是一个哀伤不已、以泪洗面的弱女子形象,清人一反陈言,赞美她为不平凡的奇女子、大公无私的英勇功臣。如赵畇《明妃》:“十载呼韩塞下驯,娥眉也是汉功臣”、黄之隽《咏昭君》:“国重一身轻,辞宫便远行。有心驯汉婿,无祸到哀平。岂屑矜颜色,真能决死生。季伦不解事,昵昵赋私情。”吴雯《明妃》还把昭君塑造为远嫁的幸福女子:“环佩几曾归夜月,琵琶惟许托宾鸿”,一反杜甫“环佩空归月夜魂”和“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的诗意,说昭君在匈奴生活得很好,未曾魂归故里,抚弄琵琶只是托鸿雁遥寄乡思,并无怨恨。接着写昭君死后青冢流芳,胡地同样有汉宫春色:“天心特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汉宫。”
女诗人也为昭君翻案,把其塑造成慷慨昂扬的女英雄、千载流芳的壮士。谢香塘《明妃》其二:“慷慨登车出汉宫,美人不愧是英雄。至今青草留荒冢,千古名垂绝域中。”诗中重塑昭君形象,柔弱的美人变为无畏的英雄,悲情别恨变为慷慨磊落。“男儿绝域无奇策,女子深宫有老谋。慷慨请行伴不返,墓门青草自千秋。”孙佩兰《明妃》辛辣嘲讽男性无能,称颂身为女子的昭君识见高远,明知“不返”却慷慨请行,其坟墓长青,功绩亦千秋不灭。“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春花不枯秋不落,要令青史夸名姝。”李含章《明妃出塞图》寥寥数句刻画出一个胸怀凌云壮志、才识过人的昭君形象。
2.2.4为画师翻案
鲍桂星《明妃》云:“君王若补麒麟画,应为明妃惜画工。”这是反用崔国辅“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的诗意,不仅不斩画师,还要惜画工。“枉却画工无罪死,谁传妾貌上麒麟?”吴光《明妃曲》是为画工翻案,也是对昭君和亲有功但画像未上麒麟阁进行假设性翻案,立意较新奇。张鹏翮《昭君青冢》:“延寿写真君莫恨,长门空锁明月孤”,反侯夫人诗句“毛君真可戮,不肯写昭君”之意,认为不应恨毛延寿,昭君如果不到塞外而是得到皇帝的宠幸,也将会失宠后闭锁长门。“蛾眉多少老深宫,知己由来是画工。青史留名非薄命,琵琶何用怨东风?”林炊琼《明妃》虽带有嘲讽,但翻案太出格,把贪鄙的画工说成知己,未免不合情理。被唐人谴责、宋人谅解的画师,得到了清代诗人的极力称赞。例如“留得蛾眉靖边塞,可知延寿是功臣”(吴荩《昭君》),“当时合把毛延寿,画作麟台第一勋”(徐宗彦《咏昭君》)。欺君奸臣毛延寿也被翻案变成了功臣,这种观点恐难以被人们接受。
为翻案出奇,清人在歌咏昭君时做了一切可能做的翻案文章。大部分诗篇切情合事,新意跌出,但个别作品翻案不妥,只求标新立异而不顾是否合情理,难免如贺裳论翻案时所说“后人欲求胜古人,遂愈不如古矣”。翻案法“既体现了对前人作品的重视和学习,又显示出超越前人的创新意识”。运用翻案法的诗歌表面上与前人的作品相背离,实则是对旧作的翻新,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互文关系。
(三)从互文性角度看清代昭君诗的新变
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述与作、通与变、模仿与创造等创作方法,在相互矛盾对立中融合统一,共同推动文学的发展。程千帆先生论模拟与创造时曾云:“今作与古作,或己作与他作相较,而第其心貌之离合:合多离少,则曰模拟;合少离多,则曰创造。”据此看清代咏昭君诗,则多创造性诠释,与新异化解读。其中的创造主要是通过“离”(即“避”)的方式实现的,“犯中求避法”是合少离多,“翻案法”则是不完全的背离。“离”(即“避”)也是互文的一种形态,背离之作与古作或他作之间存在互文关系。
有学者以和亲是非主题为例,将清代昭君诗的创新归结为六个方面:“1、穹庐胜掖庭;2、和亲建功勋;3、画图上麒麟;4、靖边愧卫霍;5、彰天理之公;6、议人情之私。”虽然分析细致深入,但只谈到清代昭君诗的一个侧面。通过上文的互文性分析,可看出清代昭君诗的新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由反对和亲转变为赞同和亲。
清前吟咏昭君的诗歌普遍批判和亲,清代昭君诗转化为赞同和亲。“两宋题咏和亲之是非,喜谈‘尊王攘夷’;满清入主中原后,却忌讳‘夷夏之防’。”为加强统治,清政府还大兴文字狱,因而诗人对涉及民族斗争的内容相当敏感,只能迎合统治者的观点赞同汉匈和亲。唐宋、元代昭君诗中反对和亲之作已多,清代诗人要开拓创新,只能通过为和亲翻案出新,和亲之是非主题也由批评和亲转变为歌颂和亲。
2.从“昭君怨”到“昭君颂”。
清代昭君诗转化了前代作品中的“悲怨”主题,不再哀叹其不幸遭遇,而是大力赞扬其功绩。自宋人为远嫁“翻案”以来,后人多沿着“翻案”的思路创作,昭君诗中的悲怨主题逐渐转化,至清代转变为赞颂昭君对汉匈之间的和平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昭君诗的基调由“昭君怨”转变为“昭君颂”。
3.由男性代言为主体到女性话语的崛起。
清前昭君诗的创作主体几乎全为男性,女诗人创作的昭君诗极为少见。清代女性文学繁盛,出现了大量女性咏昭君诗。这些诗作一反悲怨传统,盛赞昭君功绩。“女诗人异口同声称颂昭君,大概不仅仅出于女性之间的同情,也有对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制度下为妇女扬眉吐气而产生的敬仰之情存在吧!”清代女诗人咏王昭君题材,在旧题中出新意,不仅是女性体验的深化,而且“站在女性主体立场上,赋予女性更多自信心的作品数量明显增多,显示出女性不让须眉的豪情”,可看作是女性话语的崛起,从中也流露出处在深闺中的女性渴望能与男性一样实现抱负的向往。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清代昭君诗的新变,受到清朝特殊的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的影响,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结果,也与规避手法的运用有关。“犯中求避法”和“翻案法”的运用,使清代昭君诗和前代作品之间形成隐性互文性关系,也带来了清代昭君诗的新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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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嗣奭《杜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8]贺裳《载酒园诗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杨万里《诚斋诗话》,中华书局,1983。
[10]﹙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引言,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1] 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2]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
[13] 钱钟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1。
[14] 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5] 傅璇琮等编《全宋诗》第65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贺裳《载酒园诗话》,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程千帆《文论十箋》,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
[18]刘勰著;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9]丘振声《中国古典文艺理论例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
[20]鲁歌等注《历代歌咏昭君诗词选注》前言,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1]王萌《禁锢的灵魂与挣扎的慧心:晚明至民国女性创作主体意识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2] 周裕锴《禅宗偈颂与宋诗翻案法》,《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23]朱杰人《宋代的昭君诗》,《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24]殷康焕《唐代昭君诗研究》,兰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25]朱才璩《历代歌咏昭君诗对传统主题的接受与开拓》,四川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33页。
[26]漆永祥《一样心事的为谁——宋人咏王昭君诗论析》,《宋代文化研究》2009年第十六辑。
[27]张高评《清代王昭君题咏之转化与创新:以和亲是非之主题为例》,《彰化师大国文学志》2011年第22期。
[28]刘洁《论先唐咏昭君诗的主题倾向与表述方式》,《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29]张静《翻案诗与宋代诗学的关系辨析》,《上海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