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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冢源流及其符号象征意义

日期: 2022-11-08 15:21:54来源:宜昌市昭君文化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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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前程

  [摘要]作为王昭君墓葬的专称,“青冢”最早见于盛唐诗人笔下。匈奴单于为昭君修建了高大墓冢,但“青冢”之名并非源自匈奴单于,而是源于草原牧民的创造,时间大约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青冢早已成为一个多民族认同和共享的文化符号。它既是古代和亲女性悲苦经历的象征,也是巾帼英雄建功立业的丰碑,更是多民族友好团结、交流交融的伟大见证与永久记忆,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

  [关键词]昭君出塞;青冢;符号象征意义;民族团结

  [中图分类号]K90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22)06-0001-06

  西汉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宫女王昭君奉诏出塞远嫁匈奴单于,生儿育女在匈奴部族生活了三十余年(一说十余年),死后葬于大漠,后人将其坟墓称为“青冢”。然而,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沉淀,青冢早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古迹地标与名称,而成为一个多民族认同和共享的蕴涵丰富的文化符号。兹就青冢文化生成及其符号象征意义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青冢文化现象生成

  从现存文献资料看,最早记载王昭君墓葬方位的史学著作当是唐杜佑的《通典》,其卷一百七十九“州郡九·单于府”条云:“麟德元年,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领县一:金河。有长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台、王昭君墓。”[1]杜佑指明昭君墓在金河县境(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境内)黄河之北,只是未提“青冢”之名。北宋初乐史《太平寰宇记》是最早明确载录青冢方位及得名原由的历史地理文献,其卷三十八“关西道十四·振武军”条云:“金河县:四乡。即汉成乐县地,唐武德四年于此立都督府,遂立此县,北有金河以为邑称……武德四年平突厥,置云中都护府于此地。青冢,在县西北。汉王昭君葬于此,其上草色常青,故曰青冢。”[2]此后关于“青冢”的记录常见于历史地理著作、地方府县志及文人游记等。  

  然而,文学家题咏“青冢”则早于历史学家的记述。“青冢”一词早见于南北朝诗人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八:“空营卫青冢,徒听田横歌。”[3]但此处“青冢”实为“卫青冢”,即西汉名将卫青之冢。最晚到盛唐时期,“青冢”已经成为了昭君墓的专称,许多著名诗人都在诗作中描述过或提及青冢。如常建《塞下曲》其四:“因嫁单于怨在边,蛾眉万古葬胡天。汉家此去三千里,青冢常无草木烟”;王昌龄《箜篌引》:“弹作蓟门桑叶秋,风沙飒飒青冢头”;尉迟匡《塞下曲》:“夜夜月为青冢镜,年年雪作黑山花”;李白《王昭君》其一:“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杜甫《咏怀古迹》其三:“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等等,这些诗歌作品其意不在考证青冢方位,而是将青冢作为一个抒情表意的特殊物象。中唐以后,历代文人学士除了常在诗作里题咏“青冢”外,直接以“青冢”或“昭君冢”“明妃冢”等为题来作诗填词的大有人在,如白居易、杜牧、胡曾、蒋吉、林希逸、王元节、耶律楚材、霍瑛、徐兰、张鹏翮、顾绍芾、曹雪芹、耆英、彦德、徐树璟、王循、傅增湘等等。晚清文人胡丹凤辑录了近500首历代题咏昭君出塞的诗词及若干诗句,还辑录了20余篇文人序言、评论和部分历史地理文献记载昭君故事、遗迹的文字,特以《青冢志》命名,分为12卷,成为晚清民国以来颇具影响的昭君文学专集。  

  在古代叙事文学创作中,对于“青冢”同样情有独钟。产生于中唐时期的《王昭君变文》(俗称《明妃传》)是一篇韵散相间的民间说唱文学作品,作品叙述昭君死后单于悲痛万分,召集部众为昭君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国葬:“一百里铺氍毹毛毯,踏上而行;五百里铺金银胡瓶,下脚无处。单于亲降,部落皆来……坟高数尺号‘青冢’,还道军人为立名。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将青冢的修建和立名写得颇富传奇色彩。元初著名杂剧家马致远作《汉宫秋》,虽然虚构了昭君不愿去匈奴、投黑龙江自尽的情节,但也承袭了《王昭君变文》言匈奴单于为青冢立名的说法:“可惜,可惜! 昭君不肯入番,投江而死。罢罢罢! 就葬在此江边,号为‘青冢’者。”明清时期佚名文人作传奇戏《青冢记》,虽然仅存其中《送昭》《出塞》两出,使读者难以窥其全豹,但作者显然对昭君青冢充满了深情厚意。  

  元明清以来,北方各地民间产生了若干昭君墓的传说,大多以“青冢”为号。仅在今天内蒙古地区,曾先后有过十几处青冢(或称昭君冢、明妃冢)。山西大同市、朔州市、右玉县、马邑县等地,山东单县、东明县等地,河北定兴县、高碑店市等地,陕西神木县等地,河南襄城县等地,都有青冢、青冢村之类的地名与古迹,以致学术界和民间为昭君葬地究竟在何处而争论不休。从史家记载到文学创作再到民间传说,无不关注“青冢”而呈现出纷纭复杂的情形,从而形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独放异彩的青冢文化现象。

  二、青冢之名源于民间

  青冢之称始于何时? 源自何人?宋代佚名学者注晚唐诗人胡曾《咏史诗》卷下时云:“旧注:‘前《汉》云:昭君死,番怜之,遂葬于汉界,号青冢。’……青冢者,王昭君墓也。”[4]南宋著名学者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中亦有类似观点:“昭君卒葬,匈奴谓之青冢。”[5]所谓“前《汉》”,即指班固《汉书》。此《汉书》记载单于将昭君葬于番汉边境,号其坟墓为青冢,而今所传班固《汉书》并无此记录,当是唐宋文人根据中唐《王昭君变文》的记述所作的臆测之词。《王昭君变文》乃是唐代民间文学作品,距离昭君出塞已有八百年,其说法难免存在附会成分,无法作为信据。  

  昭君之墓为何号称“青冢”,具有何种含义?历来亦颇多争议,主要有四种意见:其一,边地多白草,而冢上草木独青,故名青冢。乐史《太平寰宇记》认为冢草“常青”,《明一统志》《山西通志》《山堂肆考》《历代山陵考》《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明清历史地理文献改为冢草“独青”。这是宋代以后最流行的解释。其二,冢上不生白草,故名青冢。清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一云:“王昭君青冢,在归化城塞上,遍地白草,惟冢上不生,故名青冢,非谓冢上草独青也”[6]其三,远望呈现黛色,故名青冢。晚清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卷五云:“青冢,即王昭君墓……蒙古名‘特木尔乌尔虎’。塞草色皆白,惟冢草青,故名。按宋荦《筠廊偶记》:‘嘉禾曹秋岳先生尝至昭君墓,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蒙作黛色。’据此则是冢色自青, 非草青也。可证古人记载之误。”[7]其四,昭君葬呼市,故名青冢。今学者崔迈农说:“按蒙语呼和曰青,乌兰曰红,浩特曰城。呼和浩特意即青城;乌兰浩特意即红城。昭君殁葬呼和浩特,汉语遂称昭君墓为‘青冢’。”[8]诸说中“白草”说只是一种推测,“无草”说只是季节不同所致;“呼和”之说过于离奇,青冢之名最晚流行于盛唐,其时尚无“呼和浩特”(青城)这个地名,而且真正意义上的蒙古族蒙语亦未形成,何来昭君殁葬青城故而号称“青冢”之理!  

  今学界有学者以为青冢之名源于草原牧民,如刘志云说:“人们把昭君墓名为‘青冢’,分明包含着‘万古长青’的厚意深情。草原人民喜欢青色,往往给他们心中所喜爱和崇敬的圣物涂上青色的油彩。称昭君墓为‘青冢’,寄托着人民对昭君的一片怜爱之情、崇敬之意。”[9]陆德阳说:“最早将昭君墓称为青冢的应当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时间应在昭君墓修成之后不久。”[10]认为青冢之名源于民间确实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推论,但说昭君死后不久匈奴牧民称其墓葬为“青冢”则未必说得通。按照常规,昭君死后如果用汉字刻墓碑,应为“宁胡阏氏王昭君之墓”,口语可简称“昭君墓”,不至于马上便有“青冢”之称。如果真像《王昭君变文》所说单于建造昭君墓时便立名“青冢”,或昭君葬后不久匈奴牧民取名“青冢”,那么在西汉后期至盛唐七八百年间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为何找不到关于“青冢”的片言只语的记载呢?合理的解释应是草原牧民逐渐创造了“青冢”这个文化符号。 

  古代有地位有声望的名人名物,死后往往被隆重安葬,其坟墓修建规格非同常人。《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霍去病死后,“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11]坟墓高耸似山丘者称“冢”,冢含有“山顶”之义。故世人常以“冢山”相称,如“王冢山”“龙冢山”“马冢山”“嶓冢山”“丘冢山”“五妇冢山”“微子冢山” 等等。也有称“青冢山”的,如《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七“河北道六·澶州·顿丘县”条载:“鲋鰅山,在县西北三十里,今名广阳山。《山海经》云:‘颛顼葬其阳,九嫔葬其阴,四蛇卫之。’鲋鰅山者,盖今广阳山之别名也。按《郡国志》云:‘颛顼所葬,俗名青冢山焉。’”[2]所谓“俗名”即民间百姓的称呼,民间百姓将颛顼帝葬地称为“青冢山”,显然与冢高如山有关,而其上常常草木青葱,故平素人们习惯将山称为“青山”,“青冢山”当由冢高草青而来。由此可见宋人乐史解释青冢源于“草色常青”,是有显著合理性的,今学者“草原人民喜欢青色”之类的看法与此一脉相承。  

  那么,王昭君死后匈奴单于有没有可能为昭君建造高冢呢?对于昭君出塞和亲,汉匈双方都极为重视,汉元帝特此改元为“竟宁”,即国境安宁,而呼韩邪单于特封昭君为“宁胡阏氏”,即安宁胡地之妃。改年号取安宁之意,封嫔妃亦取安宁之意,这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乃至世界民族关系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昭君在呼韩邪死后再嫁复株累单于,与两代单于生儿育女,备受匈奴军民敬重,昭君出塞后四五十年间汉匈处于历史上的“蜜月期”。按《王昭君变文》所述,昭君死在单于前,单于(当为昭君丈夫复株累单于)动用全部族之力为昭君举行“国葬”,修筑高大墓葬,可向西南瞭望受降城。《王昭君变文》是文学作品,文学惯用夸饰手法,其中有多少实写则无法知晓。但《汉书·匈奴传》载汉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2年),乌珠留单于(复株累单于之弟)上书请求朝见汉哀帝云:“蒙天子神灵,人民盛壮,愿从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12]建平四年(公元前2年)距离昭君出塞三十年,乌珠留延续了父兄单于的亲汉政策,以亲率五百官员侍从的高规格礼仪朝见汉帝来显示汉朝之盛德,由此不难推知匈奴单于(无论是复株累单于还是其他继位单于)按照汉族习俗以高规格厚葬昭君的可能性极大,《王昭君变文》虽有文学夸张成分,但匈奴单于为昭君修建大冢以示亲汉则应是客观事实,昭君墓冢应是大漠之中一座地标性建筑。  

  叶舒宪曾说:“从文化文本的历史生成看,物的符号在先,文字符号在后,文字产生之前肯定存在大量的口传文本。” [13]也就是说,从昭君墓葬物象到青冢符号生成,历经了一个牧民口传的漫长过程,这个时间应是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分裂动荡的乱世,但也是多民族进一步走向交流交融的时代。生活在阴山脚下的敕勒族牧民口头创作了一曲著名的草原牧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族族源复杂,或曰赤狄之余种,或曰匈奴后裔,或曰丁零后裔。阴山之名见于秦汉史籍,“阴”字含有树荫、阴影等义,自然含有草木青翠之义。从这首牧歌不难看到北方游牧民族对于绵绵阴山和阴山脚下大草原草木丰茂的崇拜喜悦之情。至隋唐时期多民族交流交融更加频繁,原为鲜卑语的《敕勒歌》进入汉族文人视野,被翻译成汉语,立即博得了广大汉族民众的喜爱。敕勒川,位于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中段大青山南(“大青山”之名见于五代宋初文献,民间口传历史应更早)。这片大草原养育了无数的牧民,而在大草原之上昭君之墓冢高耸突兀,每当春夏季节草木丰茂,远望一片青翠,象征着一代女杰王昭君的流风遗韵,青色墓冢的概念便在草原牧民心中油然而生。与牧歌《敕勒歌》吸引了汉族文人学士一样,广大牧民对于昭君墓充满敬意的称呼经过漫长的口传阶段,亦被 翻译成汉语为“青冢”。于是,昭君青冢逐渐成为盛唐以后历代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高度关注、歌咏的热门话题。 

  三、青冢符号象征意义 

  在广袤的大漠和华北平原上,分布着数十座青冢,究竟何处为昭君尸骨葬地?今学术界普遍认为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南郊的青冢最有可能是昭君葬地,如刘志云《漫话“青冢”》一文云:“可以断定,今天呼和浩特的青冢,正是《通典》《辽史》《太平寰宇记》和《柳南随笔》所记的昭君墓所在地。至于这个‘青冢’是否就是昭君的真实葬地,则由于史载不详,尚难断定。”[9]孙利中《青冢考》则依据清代《奉使俄罗斯日记》《出塞纪略》等纪实文献的记载以及《王昭君变文》“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等文句的描述,做出推断云:“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不仅证实了呼和浩特市南郊的昭君墓就是汉代的王昭君墓,同时,青冢一名的长期沿用,也足以说明了昭君墓的真 实存在和它的悠久的历史。”[14]然而,也有不少学者以 为那不过是一座烽火台,而被古人附会为昭君青冢:“呼市郊区的昭君墓,听当地专家用方音讲,‘胳膊(根本)就是烽火台’。”[15]此青冢高达三十余米,广径数亩,与古代烽火台相仿。究竟是烽火台还是昭君墓地?学界和民间的争论并未形成完全一致的看法。 

  其实,青冢之名自流行之初就开始符号化,被人们逐渐赋予各种象征意义,数十座青冢或昭君墓孰真孰假早已失去了考证和争论的重要性。王昭君是中华民族关系史上一位做出杰出贡献和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女性,广大民众和进步文人宁愿相信这些草色常青的墓冢都是昭君英魂安息之地。正如翦伯赞所说:“显然,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的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16]岂止是内蒙古人民?各族民众无不敬仰这位杰出的和亲女性,若干青冢村出现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正是这种深厚情感的流露。  

  历代文人学士和广大民众围绕昭君出塞、昭君青冢创作了近2000首(篇、部)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戏曲、民间故事、音乐绘画、影视等等文艺作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昭君文化。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一种象征符号体系所传达的概念,“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17]事实上,广大民众和文人学士在持续反复歌咏昭君故事的过程中, 不断传承和发展昭君故事的内涵与象征意义,从而逐渐建构了复合多义的昭君文化符号体系。而青冢正是这个符号体系中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符号。那么,青冢又被赋予了哪些重要的象征意义呢?  

  1.女性悲怨孤魂的象征 

  盛唐诗人创作昭君题材的诗歌,基本延续了六朝以来的悲怨风格,无论是常建在晴空下遥望的青冢,还是李白在雪花飘飞下目睹的青冢,抑或是杜甫脑海里浮现的黄昏暮色中的青冢,无不“独留”着“怨恨”,因为怨恨深重而“常无草木”,令人嗟叹。这种象征着昭君孤独悲怨灵魂的符号意义,为后世诗人所继承和拓展。如唐人白居易《青冢》:“上有饥鹰号,下有枯蓬走。茫茫边雪里,一掬沙培……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杜牧《青冢》云:“蛾眉一坠穷泉路,夜夜孤魂月下愁”;李咸用《昭君》:“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胡曾《青冢》:“至今青冢愁云起,疑是佳人恨未销”;皎然《昭君怨》:“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宋人孔平仲《王昭君》:“千秋万古恨无穷,坟上春风无寸草”;方夔《明妃曲》:“曲终谁是知音人,断魂去作坟头草”;金人王元节《青冢》:“环佩魂归青冢月,琵琶声断黑山秋”;元人耶律楚材《过青冢用先君文献公韵》:“幽怨半和青冢月,闲云常锁黑河秋。滔滔天堑东流水,不尽明妃万古愁”;清人曹雪芹《青冢怀古》:“黑水茫茫咽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等等。题咏青冢的文人学士大多未必到过青冢,青冢一片枯败荒凉未必是眼见实景,但在他们心中那里是埋葬汉家女子昭君孤魂的地方,与衰败凄凉的景象相互映衬,昭示着广大和亲女性的悲伤哀怨。 

  将昭君和亲视为悲剧、赋予青冢孤独意象的文学创作,虽然与史实多有不符,但终归同作家生活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文人和民众的爱憎情感。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较为尖锐,中原汉民族常常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强势冲击,因而昭君出塞便被文人们赋予了被欺凌被侮辱的悲剧意蕴,“昭君怨”主题由此生成。唐代虽然国力强盛,但民族关系仍然十分复杂,既有相互交流交融,也有彼此冲突战争。参与民族和亲活动的公主,有获得尊重礼遇的,如入藏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等,也有命运多舛的,如出嫁回纥的咸安公主、太和公主等,甚至有被残害至死的,如出嫁契丹的静乐公主、出嫁奚的宜芳公主等。咸安公主死后,大诗人白居易为她作祭文,以“青冢之魂”来比拟咸安公主之亡魂:“故乡不返,乌孙之曲空传;归路虽遥,青冢之魂可复。远陈薄酹,庶鉴悲怀。”[18]显然,在历代文人的重新解读下,青冢正是许多和亲女性孤苦悲怆的写照和象征,无论成功的和亲女性还是失败的和亲女性,她们艰辛而内心孤苦的经历都是相似的,都值得世人深深悲悯,正如宋人陈杰《昭君》所叹:“千古和戎恨,冢青今尚闻。汉朝三尺草,埋没几昭君!”所以,赋予青冢悲怨孤苦的象征意义,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也是历代文人和广大民众善良人性、爱憎情感的表现。

  2.巾帼英雄建功立业的象征 

  在同情昭君不幸遭遇、赋予青冢悲怨色调的同时,诗人们又充分肯定了昭君勇赴国难的非凡勇气和无私奉献,将青冢视为爱国忠魂的象征。如唐人崔涂《过昭君故宅》:“以色静胡尘,名还异众嫔。免劳征战力,无愧绮罗身。骨竟埋青冢,魂应怨画人”;无名氏《王昭君》:“二八进王宫,三十和远戎。虽非儿女愿,终是丈夫雄……顾思不告劳,为国岂辞死……纵埋青冢骨,时伤紫庭魂”;蒋吉《昭君冢》:“身死不知多少载,冢花犹带洛阳春”;宋人陆游《古意》:“千金募战士,万里筑长城。何时青冢月,却照汉家营”;李流谦《邺守以石刻屈平》:“却悲降将军,高台望故乡。至今青冢上,沙草不肯黄”;等等。虽然历尽大漠艰难困苦,心怀悲怨之气,但昭君为国建功立业,具有大丈夫的英雄气概与担当精神,死后埋骨青冢,而一片忠魂不忘汉家故乡,冢草独青犹带洛阳春色。正如清人陆次云《明妃辩》所赞:“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独青……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汉之志。”[19] 

  到了民族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交流交融更加频繁的元明清时代,文人作家笔下的青冢更是成了巾帼英雄为国立功扬名的丰碑。如元人张翥《昭君怨》:“看取蛾眉妒宠,身后谁如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明人霍瑛《青冢吊明妃》:“琵琶弹出汉宫秋,青冢千年姓字留”;徐兰《清明日酹青冢》:“城南耸古冢,颜色独葱青……牛羊莫敢践,黄土沾余荣”;吴雯《明妃》:“始知绝代佳人意,即有千秋国士风。环佩几曾归夜月,琵琶惟许托宾鸿。天心特为留青冢,春草年年似汉宫”;清人陆燿《王昭君辞》:“乃知烈女胸,羞与群婢列。始乏箕帚劳,终树干城节。至今青冢草,牛羊不敢龁”;彦德《青冢》:“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蒋敦复《昭君怨》:“青冢是何人,汉功臣。万里胡天冰雪,千古蛾眉奇绝”;等等。在文人们心中,昭君是非同凡俗的国士烈女,是千古奇绝的巾帼英雄,青冢是其千秋功业的不朽丰碑,天意使其芳名永存其上,连无知的牛羊也不愿践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清以来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日渐兴起,大批女性诗人写作了许多题咏昭君和青冢的诗作,被收入《青冢志》等诗集,如张孟缇《昭君》(其二):“慷慨襟怀类请缨,红颜漫道总倾城。未妨异域埋香骨,赢得千秋不朽名”;方婉仪《次韵题明妃图》:“冢畔青青草色稠,芳名史册著千秋”;李含章《明妃出塞图》:“大抵美女如杰士,见识迥与常人殊。春花不枯秋不落,要令青史夸名姝……雁门古冢生青芜,香溪碧水流珊瑚”;葛秀英《题明妃出塞图》:“绝塞扬兵赋大风,旌旗依旧过云中。他年重画麒麟阁,应让蛾眉第一功”;等等。在这里,丝毫看不到昭君的眼泪和怨恨,而是一个慷慨请缨、勇建奇功的女杰形象,那座巍峨神圣的青冢下是千秋不朽的名姝香骨,是历代人民永久的记忆与赞歌。  

  3.民族友好团结的象征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纷繁复杂,王昭君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民族认同和赞美的杰出女性,是因为其出塞和亲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具有十分显著的独特性:第一,她出身平民而非公主或宗室女,其宫廷身份也不过是卑微的待诏,有着非凡担当精神的平民女性远嫁大漠更令人尊敬。第二,昭君出塞是在经过数十年残酷战争后汉匈双方执政者所做出的理性举措。长期兵戎相见带来了两败俱伤、经济凋敝的恶果,在汉匈民众强烈要求和平的呼吁下,双方努力寻求民族和解之路,昭君出塞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第三,昭君和亲具有民族平等通婚性质。与西汉前期和亲公主大多被匈奴单于视为战利品遭受凌辱不同,此时汉朝强大而匈奴弱小,王昭君不用假冒公主,而正大光明地以普通宫女身份出嫁,生前受到匈奴单于的真诚爱护和尊重,被封为“宁胡阏氏”,死后又被隆重安葬,足见昭君远嫁是一次具有平等性质的民族通婚。第四,昭君和亲获得巨大成功。昭君出塞后不仅与匈奴民众打成一片,取得了几代单于的信赖和尊重,还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努力维护汉匈和睦亲近的关系,她死后其子女亲属继续为维护汉匈关系而奔走奉献。正因为如此,昭君出塞取得了巨大成功,有力地巩固了汉宣帝、汉元帝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也大大促进了双方经济的繁荣:“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2];“边人获安,中外为一,生人休息六十余年。”[20]王昭君由此载入史册,也获得了各族民众的广泛认同,将昭君出塞视为民族和亲的典范,将昭君青冢视为民族团结友好的见证和象征。上世纪以来,内蒙古、山西、陕西多地出土了刻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安乐未央”等文字的汉砖和瓦当,也从侧面证实了昭君和亲深受欢迎和赞美的客观事实。  

  昭君死后数百年,由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战争时有发生,文人们重新解读下的昭君出塞便不再是民族平等通婚了,而是在“匈奴盛”下的被迫远嫁。西晋诗人石崇作《王明君辞》云:“仆御涕流离,辕马为悲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父子见凌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此诗开启了昭君出塞远离历史事实的悲鸣哀唱,从此“昭君怨”成为昭君文学创作中一个恒久不衰的主题。但是,理性认识民族问题、努力还原昭君和亲历史意义的呼声在文学创作中也从未消失。中唐诗人张仲素《王昭君》云:“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北宋诗人陈造《明妃曲》云:“传闻上谷与萧关,自顷耕桑皆乐土。”都对昭君出塞带来的边塞和平安宁和经济繁荣景象作了充分肯定。与此同时,许多文人也改变了胡族野蛮无情的传统认知,如唐人储光羲《明妃曲》其二云:“胡王知妾不胜悲,乐府皆传汉国辞。朝来马上箜篌引,稍似宫中闲夜时。”无名氏《王昭君变文》则用生花妙笔描写了匈奴单于依恋昭君、厚葬昭君的深厚情感,以及迎接汉使共吊青冢的虔诚之心,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致力于民族和平友好事业的单于形象,传达出了昭君和亲杰出的历史贡献,而青冢的建造正是这一杰出历史贡献的永久铭刻。宋人王安石《明妃曲》则明确否定了胡族野蛮无情的偏见:“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吕本中《明妃》则鲜明地支持了王安石的看法:“人生在相知,不论胡与秦”。 

  到了民族共同体逐渐形成的元明清和近现代,有识之士要求重评昭君和亲是非功过的呼声更加强烈。如元人虞集《题昭君出塞图》:“天下为家百不忧,玉颜锦帐度春秋。如何一段琵琶曲,青草离离咏未休”;清人鲍桂星《明妃》:“卫霍年年侈战功,何如决策早和戎? 蛾眉笑挟琵琶去,凤掖惊看粉黛空。芳草不遮青冢月,环佩犹忆紫台风”;胡珍府《游张垣诗》:“蒙汉通家戍幸闲,昭君无复怨红颜。奔腾塞外居延水,千里来龙天镇山”;近人张相文《王昭君墓下作》:“即今坟畔土,胡汉乐耕桑。儿子等畜之,祖姑合蒸尝。五族共和基,万世钟厥祥。定知魂归夜,含笑乐无疆”;等等。无不将昭君和亲上升到民族融合、民族团结的高度,在他们看来,昭君出塞有利于胡汉一家亲,有利于民族共同体的建立,而青冢就是民族友好团结获得巨大成功的见证和标识。 

  更重要的是,各族广大民众对于昭君出塞利国利民的伟大价值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在内蒙古各族人民心目中,王昭君早已是一位神圣的“娘娘”,有着无比崇高的历史地位。在广大各族民众的认同下,一切狭隘的民族歧视、无端的猜忌争论都显得极其渺小可笑。在今天内蒙古、山西、山东、河北等地分布着数十座昭君墓,这些真伪莫辨的昭君墓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在民族关系上具有极其特殊的意义。正如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所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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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来源:原文引自《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11月第44卷第6期,如需引用请核对原文。